“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玉坤的心中一直是暗藏隐忧。

“后备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都选好了，但就是少接班的织毯工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李玉坤最担心的却是“巧妇”的断层，“到时候说不定也就没人会做如皋的丝织挂毯了。”

如皋丝毯艺术博物馆，正有女工忙碌编织，那幅徐悲鸿的奔马图虽仅露出黑白相间的马蹄，但磅礴之气已隐约可见。

在记者的请求下，女工努力着让自己的动作变成了慢镜头，但还是无法看清她的手指究竟是怎么一绕，就把前后两根经线打成了一个8字结。这一个个结点构成一根线，由线及面。一幅40平方英尺的挂毯，女工一共要在上面打成90万个结。

时不时，女工还要扒开面前经线，探头往里张望，原来那儿更是另有乾坤——一幅草图悬挂其中，却也只是粗略显出奔马轮廓，且一色不着，马身之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点，细细一看，却是一个个诸如22，34这样天书密码般的数字，原来每个数字都代表着不同的颜色，所有的活色生香靠此而起。

这个工艺是李玉坤领衔独创“程式化工艺制作壁挂的手法”中的重要一环，用它制作的挂毯不仅造型精准，更是使它与各流派的绘画艺术相结合，使艺术丝毯成为可能。

其实，早在建国前夕，中国的工艺丝毯艺术已经在国内失传过一次。

丝毯源于汉，鼎盛于唐。20世纪中叶，国人已不知丝毯为何物，彼时，波斯地毯却在世界大行其道。而波斯地毯中的经典纹样，却又是借鉴了中国龙凤图案演化而来。之后国内丝毯织造工艺渐渐恢复，却也大都走上了“仿波斯”之路。

1973年，如皋在南方首创丝毯业务。

那时的李玉坤还是一个小伙子，因擅长画画小有名气，被调入如皋工艺丝毯厂从事设计。

“一个人如果做的工作是自己爱好的，付出全部的精力都不会觉得累。”李玉坤说。

1974年，李玉坤把自己设计的第一个图案带到了广交会，获得了10幅订单——“那时就是很大的一笔生意了。”当年的《人民日报》更是在头版报道了“青工李玉坤设计的图案卖出高价钱”的新闻。 “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李玉坤平生设计的第一个丝毯图案——《依红理绣》，就拒绝了“仿波斯”，而是直接从传统文化里汲取灵感，这仿佛预示着这个在后来名声大振的中国南派丝毯于诞生时起走上的就是一条传承创新、艰难崎岖的道路。

1973年，如皋丝毯总厂传承“如皋丝贴”，此工艺由明末清初董小宛首创，当时濒临失传；

1973年，上海地毯总厂设计师张秀三传授手工栽绒丝毯技艺，李玉坤传承。此技艺自汉以来为宫廷组织工匠制作，当时濒临失传。

1981年，李玉坤到中央工艺美院进修。在这里，他更是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也改变了如皋丝毯走向的人物————袁运甫。

“一进校，就听到袁老师说，卢浮宫里的挂毯都是国宝，直到现在法国还有人在做。” 说者并非无心，当时的袁运甫早就对初出茅庐的如皋丝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李玉坤，这名当时的普通青工寄予了厚望。

工艺美院的学习生涯，李玉坤谦虚地形容是一种“手低眼高”——“虽然我的技术还达不到，但眼界高多了。”

在那个还是相对封闭的年代，李玉坤的面前犹如被开启了一扇窗，外面的世界迫不及待地从这扇小窗里蜂拥而入。

一台丝毯织机从如皋运到了北京，4名织工随机而至，张仃、袁运甫、祝大年、范曾，这些中国美术界的大师，和工人们一起，苦苦探索。

“第一幅挂毯选的就是袁运甫的名作《智慧之光》。袁运甫亲自背着它去了美国，一挂出来，几家画廊就同时看中，弄得袁老师很为难。”

如皋丝毯毫无惧色地杀进了美国——现代艺术的大本营，一炮而红。

这时，如皋丝毯厂里却是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天，厂长突然来北京找我了。”

厂里库存堆积如山，“要17年以后才能卖光”，工厂正濒临被勒令停产的边缘。这让李玉坤大吃一惊，因为他出去进修时，厂里还是红红火火，订单甚至来不及做。

“我们开始时画的稿，外国人都认为是来事的。”初开国门，国外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然而如果题材总是停留在或天坛长城，或西湖十景，肯定会迅速衰落。

李玉坤重新画了十几幅设计稿，并且联系北京的外贸公司，最终清空掉这“17年的库存”，同时接到的新订单还足够厂里做一两年的。

不进则退，这是李玉坤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

当初，李玉坤进修时，厂里就有反对之声——“产品这么好卖，还要到外面去学什么呢？”

也曾有省里的外贸部门领导来厂考察时，面对一幅有如儿童涂鸦、美国抽象画派的挂毯，痛斥是“歪门斜道”“不务正业”。

“光凭我一个是没办法改革的。”李玉坤说。厂里开始逐年派人员到美院进修，“几所美院一去,设计人员的思想立刻就统一了。” “如皋丝织挂毯具有神经末梢般的细腻感。”画家姚庆章发出了这样的不吝赞美。

真丝挂毯并非简单临摹复制，画家订制挂毯，就是运用真丝的奇妙材质，加上能工巧匠的再创作，以表达画布上所不能达到之意，最终成为一件艺术品。当年，大师赵无极因此而一口气追订如皋挂毯24幅。

中国各种传统工艺的结合、传统工艺与西方现代美学思潮的结合，丝毯与壁挂的结合……突破，在开放里孕育，发出焦躁不安的胎动，

“用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现代艺术挂毯，这是世界首创。”美国艺术评论家尼可利如是评价。

联合国大厅里“代表了世界织毯工艺的最高水平”的丝毯来于如皋；沙特阿拉伯神秘的王宫里摆放的世界最大丝毯出自如皋；哈佛大学里，作为唯一的中国当代工艺品珍藏的也正是如皋丝毯。

每晚的《新闻联播》如果播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武汉厅有重要会见时，李玉坤总要多留意两眼，因为这两个厅的背景正是悬挂着巨幅的如皋挂毯。

一个让李玉坤更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来自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克林顿一眼就看中了办公室里的如皋挂毯《幸福鸟》（见本期B16版），自掏腰包后，克林顿把这只“幸福鸟”请到了自己家里。

“这么好的材料，工人做得这么辛苦，一个结一个结地打上去，踩在脚底下可惜了，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多年以后，李玉坤心中仍似有不平之气。

如皋丝毯最兴盛之时，主要生产厂家有如皋丝毯总厂、丝毯二厂……直至八厂，年产值达亿元。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全国的工艺美术品都急剧地走下坡路，传统手工受到了极大冲击。如今，主要生产如皋丝毯的博艺丝毯公司里，都是40岁以上的老工人。

“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机织也不过才能织18种颜色，一幅如皋丝毯的配色会达到几百种，没有8~10年，有时甚至是20年的经验就没法操作。”李玉坤说。

“除了丝毯，可能没有哪家厂的学徒出师出得这么慢了。”一女工告诉记者。

如皋丝毯博物馆里有两幅稀世珍品。

《千里江山图》，宋代山水长卷，绘制成挂毯，长24米，“其花纹之密，用色之多，工程耗时之长，绝无仅有”。

《清明上河图》，绘制成挂毯长24米，由15名织工手工打结1030万个，用时近一年。 “一天做下来，最多也就只能做一个手指节这么高。”女工向记者比划着这个“寸把高”。在现代技术大潮的冲击下，这种纯手工就像蚂蚁一般一点点艰难上行。

编织已不仅仅靠娴熟的技艺，耐心和坚持更是赋予了它生命的温度,但如今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了。

目前，如皋市政府已将其列入“民保工程”试点项目，制定了保护方案。全国第一家丝毯博物馆也因此得以在如皋顺利建成。

如皋丝毯今年正是“不惑之年”，这个曾经见识过丝毯濒于失传，到亲手参与抢救传承，分享其走向辉煌荣耀的大师说，他仍在想办法。